现代文学史的论文4300字_现代文学史的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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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文学史的论文4300字(一)：论“问题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及意义论文

　　【摘要】文章介绍了“问题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及主要原由，分析了“问题小说”的典型代表及其思想特点。探析了“问题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社会意义：其“五四”时期出现后就注重“写实”的手法，强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启蒙主义思想，表现和思考社会的、人生的普遍性问题，乃至民主革命等的创作主张及其社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都被一直继承并不断发展延续了下来。

　　【关键词】现代文学；中国；“问题小说”；地位意义

　　在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界定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段划分，即在现行的中国通常语境里，我们一般将1840年以来的历史划分成三大阶段。这三大阶段中的1840-1919年为“近代”、1919-1949年为“现代”、1949年迄今为“当代”的划分，相应也是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发展史的三大阶段的划分。可见，中国现代文学史正是指从1919年“五四”以来至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这个阶段中文学发展的历史。而始起于此发展阶段中的“问题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在推动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变革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和思想意义。

　　一、“问题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及主要原由

　　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当代文学，在此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五四”以来产生的以冰心、叶绍钧等为代表的“问题小说”一同存在的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主要小说流派——受鲁迅作品影响，以文学研究会成员冯文炳、王鲁彦等为代表20年代所出现的“乡土小说”，也叫“田园抒情小说”；以蒋光慈为代表，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30年代所形成的“革命派小说”；以刘呐鸥、施蛰存等为代表30年代初所形成的“新感覺派小说”；以周作人、沈从文等为代表旅居上海、北京的作家30年代所形成的“京派小说”；由胡适倡导以路翎、丘东平等为代表在抗战时期国统区所形成的“七月派小说”；以徐讦等为代表40年代在国统区所形成的“浪漫主义流派小说”；以大革命失败后苏维埃红色政权下的根据地及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根据地所形成的“解放区文学”。另外还有不断重新孕育形成之中的“山药蛋派”和“白洋淀派”。在这些不同的小说流派中，“问题小说”是更重要也更为突出的一个。

　　1、“问题小说”的界定及时代背景

　　就世界意义上来看，“问题小说”一般就是指以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为题材的一种小说。从欧美文学发展史来看，“问题小说”始于19世纪中期，英国作家盖斯凯尔夫人1853年发表的小说《露丝》就是西方文学史上较早的问题小说；美国作家斯陀夫人1852年发表的旨在揭露美国奴隶制度的黑暗，反对奴隶主剥削压迫非裔奴隶并刺激引发了废奴运动、南北战争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是欧美文学史上最早的问题小说。在我国，“问题小说”是1919年“五四”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当时随着新思想、新文化的兴起，追求民主和科学的大潮高涨，以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两大思潮的传播为背景，形成了文学必须接触现实人生问题的启蒙主义主张。因而这个时期的“问题小说”表现和思考的多是“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的问题”。[1]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个性自由、恋爱婚姻、伦理道德、妇女解放、儿童、教育、劳工等一系列的众多社会问题。由此可见，中国“问题小说”从一开始就是以探讨社会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为主要题材，与那个时期大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2、中国“问题小说”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问题小说”产生的原因与当时整个世界发展形势密切相关，与中国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与广大知识分子、作家的思想追求、人生态度、社会认知、价值取向及对各种新的思潮的认识等密切相关。可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总体而言最主要的有两个大的方面。

　　（1）现实人生中的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去开始关注思考人生问题。“五四”之后的中国并不是许多激进的中国人所期盼的那样，是一个充满朝气、富有青春活力、具有崭新气象的中国，而事实上中国依旧处在封建割据、军阀混战、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而新文化运动的迅猛掀起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又在思想上、文化上、观念上极大地启蒙了中华民族，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这些社会的、人生的问题，也迫使广大知识分子不得不去探求这些问题。

　　（2）外国文学的影响。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的大量西方文学中表现社会与人生问题的作品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尤其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所创作的大量表达人民群众精神状态和基本要求的社会问题剧，以及易卜生本人高度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政治热情，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1918年“易卜生专号”在《新青年》的推出，更使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及其创作主张深入人心，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繁荣，特别是问题小说的繁荣。易卜生剧作所闪耀的积极的人道主义理想、个性与独立精神的光辉及强烈的社会批判锋芒，使广大知识分子、作家及青年耳目一新，同时也影响和推动了中国“问题小说”的创作。

　　二、“问题小说”的典型代表及其思想特点

　　中国“问题小说”的创作，用周作人的评论来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这种著作，照名目所表示，就是论及人生诸问题的小说”。对此，陈望道、沈雁冰等的认识也基本趋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问题小说”从起步时起就所涉猎的主题与题材的范围性征。

　　1、“问题小说”始起的典型代表及其思想主题特点

　　鲁迅1918年5月15日在4卷5号的《新青年》上发表的我国第一篇现代白话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具有明显的启蒙主义思想特征。如鲁迅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所说，“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继此之后，胡适发表于《每周评论》上的《一个问题》，汪敬熙发表于《新潮》上的《谁使为之？》，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晨报》上所刊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去国》等。这些都是我国较早出现的“问题小说”。

　　就思想内容而言，较早出现的这些“问题小说”，思想倾向上都因受外国同类文学思想及题材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特征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内容上都不同程度地暴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种种黑暗和劳苦大众的艰辛生活，以及对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的向往。在艺术技法上多以“写实”为主，口语化色彩较为明显。但因作者的阶级局限性及思想倾向的不同，初期的这些“问题小说”中有些专以“美”和“爱”作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而大部分则并不提供答案，仅是所谓的“只问病源，不开药方”，[2]而“不开药方”本身也正是“问题小说”的特点之一。

　　2、“问题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作品及发展

　　中国“问题小说”最主要的作家有冰心、叶绍钧、郁达夫、王统照、许地山以及随后的赵树理等。

　　就这些主要代表作家“问题小说”的主题思想及题材、手法而言，“五四”给中国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思想、新思潮，使一批具有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民主主义革命自觉的知识分子走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外国文学特别是问题小说的影响，国内外新思想新思潮与旧的封建残余守旧思想的相互涤荡，使他们走向了社会，走近了底层劳苦大众，也使他们必然会去用新的眼光来审视社会的痼疾，并开始思考、探索改变社会现状的途径和方法。因而，“问题小说”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冰心的《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去国》，叶紹钧的《火灾》《线下》《稻草人》《倪焕之》，王统照的《春雨之夜》，乃至随后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等，都堪称是“问题小说”发展中的典范之作。

　　冰心代表作《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揭露了“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表现了探究人生意义的极大热忱；《超人》则标志着冰心对种种社会问题开出了她的“药方”——“爱”的哲学，而这一“爱”的内核便是“母爱”；《分》则体现了冰心对社会家庭问题的关注，透露了她思想中开始萌发的某种阶级观念。《去国》通过对留学回国立志报效祖国，却陷报国无门之困境的青年知识分子厄运的描写，表达了冰心对黑暗现实的愤懑及对人才问题的强烈关注。

　　叶绍钧发表于1928年、被茅盾称之为“杠鼎之作”的《倪焕之》，通过对被剥削者、毫无反抗能力的社会底层知识分子悲情生活的描写，表达了自己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

　　“问题小说”在“五四”时期的盛行，激励了大批知识青年的觉醒。可贵的是，后来的“问题小说”也深刻体现了作家们密切关心社会现实的创作主张，体现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赵树理的“问题小说”。40年代他创作的《李家庄的变迁》，通过对解放区农村生活的深刻开掘，真实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全国解放后，赵树理依然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从事创作，长期深入农村生活实际，坚持一切从生活真实出发。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建国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就与问题，表露了他对农村问题的深刻见解。

　　三、“问题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社会意义

　　明确地接触某一社会现实或是人生现象，有意识地提出问题、甚至试图解答问题的“问题小说”。其“五四”时期出现后就注重“写实”的手法，强烈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启蒙主义思想，表现和思考社会的、人生的普遍性问题，乃至民主革命、阶级斗争问题等的创作主张及其社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都被一直继承并不断发展延续了下来。就同一时期出现的不同的文学流派而言，较之“乡土小说”“革命派小说”“新感觉派小说”“京派小说”“七月派小说”“浪漫主义流派小说”等，“问题小说”深入底层，关怀一般民众的生存生活状态、悲欢离合的人生命运，发现社会现实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并积极探求解决的方法途径等的人本情怀、人文精神更是难能可贵。其主题鲜明的大众化色彩，个性鲜明的人物刻画，浅显易懂的接地气的表达方式等也颇具鲜明的独特优势。特别是“问题小说”对建国之后尤其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后期涌现出的一大批反映现实社会的问题小说——“新现实主义”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对新时期出现的所谓“社会问题文学”“社会问题小说”或“下岗文学”“打工文学”等，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中国现代史上，“问题小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宣传革命、教育群众，揭露黑暗、打击敌人，团结人民、鼓舞士气，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等方面发挥了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问题小说”无疑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的社会现实意义。

　　现代文学史的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论文

　　将现代文学经典化，将会对文学史的模式产生一定影响，对于现代文学史也会有一定影响。文学经典化将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史重构，其广度、深度、格局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中国现代的文学史的影响力将会得到一定扩大。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将和传统文学史写作产生不同，应该去粗取精，由复杂变简单，将中国文学史经典化。因此，本文简要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并对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进行了讨论。

　　经典的文学作品是指作品中要包含有一定的人生哲学又要具有一定的艺术可观赏性，经典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能够经得起推敲的，可以传承下去的，供一代一代人阅读和学习的。有的经典文学作品具有批判价值，可供阅读者领悟文中讽刺的内容，有的经典作品具有民族史诗感，可供后代学习领悟，有的经典文学文字优美，具有美学意义，同时经典作品一定具有原创性。经典文学就像细胞的碳骨架一般是组成文学史的骨架，是我国文学瑰宝中的龙骨。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颠覆了传统的写作模式，融入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度、格局、影响力。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三十年，第一个十年是1917年到1927年，文学革命进程经历了维新运动的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文界革命；晚清以裘延梁为代表人物的革命；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盛行。辛亥革命后，民生发展、社会比较安定，文学革命以新知识者群体为代表。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开始，以陈独秀、易柏莎、李大钊、吴虞等为代表，他们写文章批孔、反孔，认为其思想易演变成独夫专治；1917年2月文学革命以陈独秀为代表，提出三大主义作为目标；1919年五四运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鲁迅等为代表，五四运动纳入新文化运动最有力的组成部门。

　　第二个十年是指1928年到1937年6月，1928年1月，《太阳》《文化批判》等月刊创办，这和《新月》月刊的自由主义作家对立。文学随社会变革而政治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获得传播，多种倾向文学彼此竞争。1929年下半年，引进日本左派文学理论，以太阳社为代表，主张新写实主义，看重客观的真实性，表现出革命的理想主义气度，使许多作家都错误地以为不能再写自我的情感心理，只能写群像，公式化、概代化弊病普遍。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决议，以文艺大众化研究会为代表，这一事件引起广泛的讨论，对于促进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发展有重要意义。1933年11月，论文《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横空出世，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基本创造方法，旨在清算“拉普”机械论的文学思想以及“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编误，但因作者对此理论的认识不够深入造成事与愿违。

　　这一时期，左翼作家以矛盾、丁玲、萧红等为代表，京派作者以叶圣陶、王统照、林徽因、朱光潜、沈从文、杨振声等为代表，海派作家以张资平、曾虚白、黑婴等为代表。通俗小说中，北派言情小说企图将章回体调整为一种新旧问题都适宜的文体，其中以张恨水、刘云若为代表，代表作有《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南派小说进入低谷期，代表作品为《红羊豪侠传》《神秘的上海》等。北派武俠小说较远离现实，对民间社会的武侠观在书中加以表现，内容沉醉于超现实世界，代表人物是顾明道、还珠楼主白羽等，代表作有《荒江女侠》《青城十九侠》等。新诗代表有徐志摩、何其芳等，散文分为自由主义作家、京派、左翼作家、开明派、报告文学与游记。戏剧因为大革命失败后大量追求革命的知识分子被实际斗争击溃，这些人希望在文艺中寄托自己的苦闷，所以戏剧作品层出，如《梅雨》《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打出幽灵塔》《走私》等。第二个十年的主要影响人物有矛盾、老舍、巴金、沈从文、鲁迅、曹禺等。

　　第三个十年是1937年七月到1949年9月，这个时期的问题中心主要是民族形式，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关于现实主义的“主观”的论证。此时期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主要是赵树理和艾青。

　　二、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

　　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问题不是一个新命题。长期以来，“文学经典”一直是评论家在当代作家作品的经典取向和当代文学史研究两个层面上的热门话题。命题本身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内涵与外延，是历史与文学的交叉融合，因此不断推陈出新。首先，在历史河流的发展变化中，“文学经典”不仅是自然进步的历史过程，也是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人们没有必要将其定义一个单一的标准尺度，或者扩大没有边界的范围。严格地说，“文学经典化”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作品”的延伸。

　　第一个十年之中，鲁迅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题材、眼光与小说模式，他被称为创造新式的先锋。鲁迅创作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的确，《狂人日记》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历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鲁迅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华盖集》等十六部，并著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为我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灿烂的文学瑰宝。因此，鲁迅被称为文化的战士。

　　郭沫若也是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名家，他在现代文学史上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与历史剧作家。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成功把时代需要和诗人创造个性融合，在其作品中，人们既可以读到自我抒情的主人翁形象，也可以感受其充满想象力的艺术特征。郭沫若的诗歌散文戏曲集主要有《星空》，诗集有《女神》《恢复》《前茅》《瓶》等。从本质上讲，中国古典文学的问题不在于讨论当代文学是否古典，也不在于衡量当代文学经典的标准和原则。笔者认为，今天讨论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原因，应该是不断质疑和反思伟大的历史眼光和新的历史观念。

　　今天讨论当代文学经典，不仅是为了确定一个具体作家的作品的文学价值，而且是一个文学存在和表达的历史记录。21世纪以来，多元的当代文学大厦是对当代人精神和灵魂的深刻挖掘和表达，随着全球化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视域不断发生变化，新的网络媒体和区域空间整合已经形成，文学已经从内到外发生了变量。无论是网络文学的出现，还是当代小说传统文体意识的巨大挑战与突破，抑或是非小说、新笔记、寓言等多种类型的跨文体创作的成功范例，都为当代文学注入了生命力。在经典化方面，当代文学的成就可以说明文学经典的存在具有独特的时代标准，同时这些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其经典过程的历史研究实际上是对当代文学从静态到动态的历史考察与思考。这本身就是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学批评，它以印象和感知为中心，转向寻找差异，发现问题，思考真相。这也是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充满热情的原因。文学经典的讨论不是针对具体作家的作品或某些文学现象的经典，而是从文学史观角度对当代文学进行审视和分析。例如，人们谈论西方文学和西方重要作家的作品，地区文学和作家显然没有必要讨论。但是，独特的作家和作品所浸润和滋养的特殊地域文化资源，是丰富中国当代文艺宝库的重要基础。

　　“经典”的历史视角和新的历史观念对文学史写作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在“一带一路”的文化背景下，拓展文学经典和深层思考与当代文学结合的诚信问题，探索当代文学资源也是当代文学不断“经典”的过程。对于作家和文学现象的微观具体作品的“经典”认识，人们需要实现对“文学经典”问题的文学史和观念的宏观理解。一方面，要超越单纯的价值判断和标签确定，进一步引出对深层历史原因和文化内涵的合理公正揭示；另一方面，“文学经典”的思想也应该关注当代文学。

　　三、结语

　　文学评论家和学者在从当代文学批评向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转变的过程中，认为经典作家的作品基本上是通过对理性沉思的感性敏锐观察，最终拥抱现实与虚构，构建拥有真诚和良知的艺术世界，有批判性地检查现实和复杂创作形态的多重影响。因此，对当代文学经典的讨论既是对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过程，也是对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的文学观念的批判性反思，它决定了“过程”，应该是最高原则和底线。